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傳 (胡適):
"我們安徽的第一個大文豪,不是方苞,不是劉大櫆,也不是姚鼐,是全椒縣的吳敬梓。
吳敬梓,字敏軒,一字文木。他生於清康熙四十年,死於乾隆十九年(西曆1701—1754)。他生在一個很闊的世家,家產很富;但是他瞧不起金錢,不久就成了一個貧士。後來他貧的不堪,甚至於幾日不能得一飽。那時清廷開博學鴻詞科,安徽巡撫趙國麟薦他應試,他不肯去。從此,「鄉試也不應,科歲也不考,逍遙自在,做些自己的事」。後來死在揚州,年紀只有五十四歲。
他生平的著作有《文木山房詩集》七卷,文五卷(據金和《〈儒林外史〉跋》);《詩說》七卷(同);又《儒林外史》小說一部(程晉芳《吳敬梓傳》作五十卷,金跋作五十五卷,天目山樵評本五十六卷,齊省堂本六十卷)。據金和跋,他的詩文集和《詩說》都不曾付刻。只有《儒林外史》流傳世間,為近世中國文學的一部傑作。
他的七卷詩,都失傳了。王又曾(轂原)《丁辛老屋集》裡曾引他兩句詩:「如何父師訓,專儲制舉材。」這兩句詩的口氣,見解,都和他的《儒林外史》是一致的。程晉芳《拜書亭稿》也引他兩句:「遙思二月秦淮柳,蘸露拖煙委麴塵。」——可以想見他的詩文集裡定有許多很好的文字。只可惜那些著作都不傳了,我們只能用《儒林外史》來作他的傳的材料。
《儒林外史》這部書所以能不朽,全在他的見識高超,技術高明。這書的「楔子」一回,借王冕的口氣,批評明朝科舉用八股文的制度道:「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,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。」這是全書的宗旨。
書里的馬二先生說:
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,人人必要做的。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,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;故孔子只講得個「言寡尤,行寡悔,祿在其中。」這便是孔子的舉業。……到唐朝用詩賦取士,他們若講孔孟的話,就沒有官做了。……到本朝用文章取士,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,做舉業,斷不講那「言寡尤,行寡悔」的話。何也?就日日講「言寡尤,行寡悔」,那個給你官做?孔子的道,也就不行了。
這一段話句句是恭維舉業,其實句句是痛罵舉業。末卷表文所說:「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,則得之者少,失之者多,」正是這個道理。國家天天掛着孔孟的招牌,其實不許人「說孔孟的話」,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,只要人念八股文,做試帖詩;其餘的「文行出處」都可以不講究,講究了又「那個給你官做?」不給你官做,便是專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。要想抵制這種惡毒的牢籠,只有一個法子:就是提倡一種新社會心理,叫人知道舉業的醜態,知道官的醜態;叫人覺得「人」比「官」格外可貴,學問比八股文格外可貴,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。社會上養成了這種心理,就不怕皇帝「不給你官做」的毒手段了。
一部《儒林外史》的用意只是要想養成這種社會心理。看他寫周進、范進那樣熱中的可憐,看他寫嚴貢生、嚴監生那樣貪吝的可鄙,看他寫馬純上那樣酸,匡超人那樣辣。又看他反過來寫一個做戲子的鮑文卿那樣可敬,一個武夫蕭雲仙那樣可愛。再看他寫杜少卿、庄紹光、虞博士諸人的學問人格那樣高出八股功名之外。——這種見識,在二百年前,真是可驚可敬的了!
程晉芳做的《吳敬梓傳》裡說他生平最恨做時文的人;時文做得越好的人,他痛恨他們也越利害。《儒林外史》痛罵八股文人,有幾處是容易看得出的,不用我來指出。我單舉兩處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:
第三回寫范進的文章,周學台看了三遍之後才曉得是「天地間之至文,真乃一字一珠!」
第四回寫范進死了母親,去尋湯知縣打秋風,湯知縣請他吃飯,用的是銀鑲杯箸,范舉人因為居喪不肯舉杯箸:湯知縣換了磁杯象牙箸來,他還不肯用。「湯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,倘或不用葷酒,卻是不曾備辦;後來看見他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蝦元送在嘴裡,方才放心!」
這種絕妙的文學技術,絕高的道德見解,豈是姚鼐、方苞一流人能夢見的嗎?
最妙的是寫湯知縣、范進、張靜齋三人的談話:
張靜齋道:「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——」
湯知縣道:「那個劉老先生?」
靜齋道:「諱基的了。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,『天下有道』三句中的第五名」。
范進插口道:「想是第三名?」
靜齋道:「是第五名!那墨卷是弟讀過的。後來入了翰林,洪武私行到他家,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壇小菜,當面打開看,都是些瓜子金,洪武聖上惱了,把劉老先生貶為青田縣知縣,又用毒藥擺死了。」湯知縣見他說的「口若懸河」,又是本朝確切的典故,不由得不信!
這一段話寫兩個舉人和一個進士的「博雅」,寫時文大家的學問,真可令人絕倒。這又豈是方苞、姚鼐一流人能夢見的嗎?
這一篇短傳里,我不能細評《儒林外史》全書了。這一部大書,用一個做裁縫的荊元做結束。這個裁縫每日做工有餘下的工夫,就彈琴寫字,也極歡喜做詩。朋友問他道:「你既要做雅人,為什麼還要做你這貴行?何不同學校里人相與相與?」他道:「我也不是要做雅人。只為性情相近,故此時常學學。至於我們這個賤行,是祖父遺留下來的,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?況且那些學校里的朋友,他們另有一番見識,怎肯和我相與?我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,吃飽了飯,要彈琴,要寫字,諸事都由得我。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,又不伺候人的顏色;天不收,地不管,倒不快活!」
這是真自由,真平等,——這是我們安徽的一個大文豪吳敬梓想要造成的社會心理。"